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某村村民張某與案外人劉某曾系夫妻關系,劉某忠系劉某之父。張某與劉某于2014年11月3日登記結婚,于2016年2月23日生育一女取名劉某嬌。張某與劉某均系再婚。劉某婚前育有一子劉某浩,現由劉某忠撫養?；楹?張某將其戶口遷入濟南市歷城區某村,戶主系劉某忠。2018年6月27日,經法院主持調解,張某與劉某自愿離婚,婚生女劉某嬌隨張某共同生活,自2018年7月起至劉某嬌18周歲前,歷城區某村向劉某發放的個人村民待遇的一半由張某領取,用于支付劉某嬌的生活費。
2015年,歷城區某村曾向村民發放土地補償款,劉某忠作為戶主代表其戶口名下5人共領取30萬元,其中包括張某的6萬元。2017年,歷城區某村再次向村民發放土地補償款,劉某忠代表其戶口名下6人共領取12萬元,其中包括張某和劉某嬌各兩萬元。劉某忠已將劉某嬌的兩萬元支付給張某。
2015年9月25日,劉某因涉嫌犯故意殺人罪被依法逮捕。后經上級法院終審審理,于2017年8月9日作出刑事判決,判決劉某犯故意殺人罪,判處死刑,緩期二年執行,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間,劉某忠以房屋補償款、土地補償款和多方籌集的借款,累計向馬某以銀行轉賬的方式支付150萬元,用于賠償被害人家屬,后劉某忠出售名下的一處房產用于償還借款,至今借款尚未還清。
2018年6月28日,張某向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,請求劉某忠返還張某補償款8萬元。
法院經審理查明,本案系因土地補償款的分割問題引起的糾紛。歷城區某村分別于2015年、2017年兩次發放土地補償款,張某應分得的8萬元均由劉某忠代為領取。但張某要求劉某忠支付該款項的主張,法院認為于法無據,與理不符,理由如下:
其一,2015年9月25日,劉某因犯故意殺人罪被逮捕,發生在其與張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。
其二,張某自2015年9月劉某因涉嫌犯故意殺人罪被依法逮捕后,一直與劉某忠一家共同居住生活,各自的經濟支出未做劃分。根據張某及劉某忠所述,其家庭收入情況一般,僅通過日常收入難以支付巨額賠償款。在此情形下,劉某忠代表全家支配土地補償款的行為,亦屬合情合理。
其三,民法總則第八條規定:“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,不得違反法律,不得違背公序良俗。”在夫妻一方遇到困難時,另一方予以幫助,是社會所普遍認同的道德觀念。在劉某遇到困難時,張某曾表示過要積極救助,劉某忠代表全家積極籌措賠償款,支配了屬于張某的部分土地補償款,并不違背張某的意志,該行為符合公共道德和善良風俗。因此,基于上述理由,張某要求劉某忠支付土地補償款8萬元的訴訟請求,法院不予支持?！?/div>
歷城區法院依法作出判決,駁回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。
裁判家庭共有利益糾紛應維護公序良俗
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,城市建設的需要,涉及因“拆遷補償”問題的糾紛案件呈現出劇烈增長的態勢,以家庭戶為單位進行拆遷安置后,因子女成年、兄弟分家、婚姻關系、贍養老人等原因,安置補償后家庭成員間要求分割拆遷利益的共有糾紛也時有發生。當共有糾紛涉及近親屬之間時,一般無法回避感情等非法律因素,此類糾紛案件具有其特殊性,在進行裁判時,應當考慮對社會公序良俗的維護。
就本案而言,張某與劉某解除婚姻關系之前,與劉某忠系公媳關系,原本屬同一享受拆遷安置的家庭戶,但因張某與劉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,出現了劉某涉嫌故意殺人案件,劉某忠作為家庭的長輩,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為劉某爭取得到受害人家屬的諒解,為劉某爭取得到由辯護律師提供的法律幫助,處分了家庭共有的財產。這期間,劉某忠用土地補償款、出售房屋款及相應借款籌集了150萬元賠償款。張某亦曾作出過即使貸款也要救劉某性命的意思表示,足以說明其對籌錢支付賠償款一事表示認可。就籌措賠償款一事而言,張某主張的8萬元土地補償款對于150萬元賠償款而言,占比及所作貢獻較小。劉某忠代表全家積極籌措賠償款,支配了屬于張某的部分土地補償款,并不違背張某的意志,該行為符合公共道德和善良風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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