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案示范
保障民法典統一正確施行
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“切實實施民法典”舉行的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,要加強民事檢察工作,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,暢通司法救濟渠道,保護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。
作為一部固根本、穩預期、利長遠的法律,民法典博大精深,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檢察機關是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司法機關,如何把民法典貫徹實施好,自民法典施行以來,一直是全國檢察機關民事檢察部門久久為功的一項重要工作。
時隔半年,最高檢再次印發貫徹實施民法典典型案例,與首批典型案例一樣,都是從民事檢察履職切入,講述各地保障民法典施行的檢察實踐。然而,不論從監督類型,還是履職方式,抑或實踐路徑來看,檢察機關保障民法典施行的水平呈現日益精進的新局面。第二批入選案例不僅涉及對自由裁量權評價、公序良俗原則適用以及信用卡違規套現等熱點問題的認定,而且涵蓋精準監督、類案監督以及融入社會治理等各方面要求,更重要的是,借助典型案例,詮釋了民事檢察“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”的方法路徑。
“再度編發貫徹實施民法典典型案例,打造民事檢察精品案例,突出案例指引,最終落腳點還是在保障民法典的統一正確實施上。”最高檢檢委會委員、第六檢察廳廳長馮小光表示,在新時代新征程上,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《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》為遵循,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民事檢察監督案件,通過辦案保障民法典統一正確施行。
依法精準監督
讓公平正義從“紙面上”
落實到“實踐中”
家庭是社會生活的最小單位,良好家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。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,民法典規定“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,弘揚家庭美德,重視家庭文明建設”。該規定盡管只是倡導性法律規則,但并不會削弱其規制效力,這在馮女士與李某贈與合同糾紛抗訴一案中得到了具體體現——
馮女士的丈夫何某與李某發生婚外情,幾年時間里,何某與李某在微信上頻繁互動轉賬,共有23萬余元流入了李某口袋。得知實情后,馮女士起訴索要相關錢款。但經過一審、二審,她只追回了“23萬余元的50%份額”。
這個結果讓馮女士費解——丈夫對“第三者”的贈與行為,難道法律是認可的?
在四川省達州市檢察院提請抗訴后,四川省檢察院接力審查認為,法院的判決變相認可了違反善良風俗的贈與行為,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;案涉贈與行為是無效民事行為,當事人應返還全部財產。最終,法院再審判決部分返還屬于適用法律確有錯誤。
“如果按照原判決理解,將會嚴重違背夫妻之間的忠誠義務。檢察機關通過抗訴,對第三者插足婚姻并從中牟利的行為給予否定性評價,有助于維護公序良俗,促進形成良好家德家風。”最高檢民事檢察研究基地(東南大學民事檢察研究中心)主任、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單平基說。
“不能從插足婚姻中牟取利益。”這個馮女士篤信的“理”,在檢察機關的有力監督下,最終轉為了現實中的公平正義。
為這個“理”較真的,還有來自浙江的洪先生。
“都這樣做,就是對的?”購房后要求物業交房時,洪先生遇到了不理解的事——要先交物業費再交房。在洪先生看來,房子一天沒住,卻要預先繳納物業費;如果不預交物業費,就拿不到鑰匙。
杭州市檢察院審查認為,房屋買賣合同項下的交付鑰匙與物業服務合同項下的預交物業費,分屬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,物業公司不能以業主未預交物業費為由拒絕交付房屋鑰匙。
“物業服務,兼具社會性和服務性,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。物業公司不得濫用其優勢地位,以拒交房屋的方式要挾、侵害業主合法權益。”全國人大代表、中國電氣裝備平高集團首席工匠胡中輝表示,檢察抗訴釋放了規范物業管理行為的司法導向。
與個人打官司,一般都不犯難。但一提起與政府打官司,不少人就覺得麻煩。重慶市璧山區某污水處理廠也是如此,沒想到的是,這次檢察院幫了自己大忙。
根據污水處理廠與某街道辦事處的《投資協議》,污水處理廠出資300萬元修建污水處理站,街道辦事處通過收取污水處置費的形式,向該廠支付排污費。然而運行一段時間后,街道辦事處沒有事先通知,就將轄區污水交由另一家公司處理。進不來污水,污水處理廠就此停擺。
無奈之下,該廠提起訴訟,要求支付污水處置費損失及設施設備損失。一審法院支持了全部訴求,但二審法院認定,因政策原因導致無法繼續履行,雙方均無過錯,酌情確定雙方各自承擔損失金額的50%。
主動擔當作為
實現程序上的“又好又快”
實體上的公平與正義,一般需借訴訟程序來實現。為此,訴訟過程便利與否、訴訟程序效率高低,成了影響人民群眾法治獲得感的關鍵因素。
“我們只是按領導要求在空白紙上簽了幾個字,咋就背上債了?”朱某、侯某輝、程某是大濱集團有限公司員工,直到訴訟進入執行程序,他們還是不明白為啥就背上了2500多萬元的巨額債務。
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檢察院受理本案后,在大連市檢察院指導下,迅速成立了一個由兩級院民事檢察干警組成的一體化辦案團隊,圍繞小貸公司是否明知員工與集團的委托關系、《借款合同》實際借款人是員工還是集團等爭議焦點,開展調查核實。
很快,在一體化辦案團隊的努力下,檢察機關查明了案件事實——大濱集團為規避金融監管政策,指示3名員工按照小貸公司要求,在空白簽署頁簽字,騙取了本應是農林牧漁業用途的貸款。最終,經過檢察機關抗訴,朱某、侯某輝、程某擺脫了這筆“飛來橫債”。
“公平正義,也不能是‘茶壺煮餃子’,倒不出來。”王莉向記者介紹,不少老百姓不太懂訴訟程序,或者訴訟能力極為有限,這就需要檢察機關提供一些程序上的助力。
成都黃女士的離婚經歷,體現了檢察機關在這方面的探索。
作為一位家暴受害者,她不止一次想過起訴離婚,然而,每次想到煩瑣的程序、搜集證據的困難,就會無奈地打起退堂鼓。
受理黃女士的支持起訴申請后,成都市金牛區檢察院經初審研判認為,其自身維權能力確實較弱,對其支持起訴符合民法典關于禁止家庭暴力、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立法目的,應予受理。
隨后,一系列調查核實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——聽取黃女士的意愿和訴求,走訪黃女士所在社區并協調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律師。特別是針對黃女士反映無法獲取家暴報警記錄等證據問題,在公安機關協助下,檢察機關證實了上述事實。
黃女士終于告別了這段不幸的婚姻。與此同時,金牛區檢察院還主動協助被家暴婦女申請法律援助,同步開展司法救助等工作,最大限度實現支持起訴保護弱勢群體的制度價值。
“公平正義不是寫在紙面上,而要落在日常生活中,這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能通過訴訟程序,高效便捷地實現公平正義。檢察機關調查核實的介入,特別是支持起訴的助力,掃清了訴訟不能的障礙,確保了公平正義更好更快地實現。”胡中輝說。
依法能動履職
努力讓公平正義惠及更大范圍
對于一些“勢不兩立”的原被告雙方,如何讓雙方滿意,都能感受到民法慈母般的關愛,考驗的不僅僅是運用法律的技巧和智慧,更是檢察官融入社會治理的責任與擔當。
在王某夫與某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檢察和解案中,檢察機關堅持抗訴與息訴并重理念,努力構建多元化民事檢察監督格局,通過利益協調解決多年糾紛,既減輕了執行壓力,也減少了當事人訟累,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——
《抵押合同》的約定與抵押登記內容不一致,以哪個為準?這曾是困擾司法實踐的難題。一段時期內,由于各地登記系統設置、登記規則不同,不動產登記簿欄目設置不規范,在不少案件中,《抵押合同》約定的擔保范圍,不僅包括主債權,還包括利息、罰息等附屬債權;而抵押登記中的內容,往往只是主債權一項。
來自昆明的王先生就遇到了這個難題。在為《流動資金借款合同》作擔保時,王先生約定以其一套房產作抵押擔保,并辦理了抵押登記。事后頒發的他項權證顯示——被擔保主債權數額365萬元。一審、二審法院均認為,應以《抵押合同》約定內容作為案涉抵押物擔保范圍。而在王先生看來,應以他項權證為準,依據《抵押合同》的約定無疑放大了自己的責任范圍。于是,王先生向云南省檢察院提出申請監督。承辦檢察官在查閱案卷、調查核實、聽取各方當事人意見后,注意到雙方均有和解意愿,于是打破機械辦案觀念,分別向當事人分析訴訟利益及風險,進而引導雙方就利益目標達成一致。在檢法兩院辦案人員的共同努力下,雙方當事人在聽證會上簽訂和解協議,問題就此化解。
記者注意到,近年來,伴隨著對檢察職能的深刻理解,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不僅體現于個案之上,而且還借助類案監督,著眼于實現更大層面的監督質效,典型案例對此也有體現。
“交通安全統籌不等于商業保險!”在一起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抗訴案中,山東省莒南縣檢察院注意到,當地交通運輸行業中普遍存在的“交通安全統籌”暗含巨大風險,于是依法能動履職,構建“機動車輛安全統籌業態治理類案監督”模型,就突出問題與法院召開工作聯席會,統一交通安全統籌案件裁判尺度,同時制發檢察建議,督促有關部門開展專項行動,助推行業管理。
在芮某浩訴崔某峰、曲某鳳民間借貸糾紛抗訴案中,山東省萊州市檢察院發現,利用信用卡套取信貸資金出借的行為并不少見,并因此產生大量民間借貸糾紛。于是,萊州市檢察院依法能動履職,借助大數據牽引效應,糾正法院同案不同判的問題,實現法律監督由點到面的推進。
“通過辦案發現問題,又借助檢察建議促進解決一類問題,這就實現了政治效果、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。而這,也正是最高檢黨組‘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’的應有之義。”對于類案監督,馮小光評價說。
(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)
來源:檢察日報·民生周刊 作者:于瀟 滕艷軍